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24]。
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
[5](1084）从庄子的角度讲，主张欲寡，目的是突出人性本是自然淡泊的，并没有太多的欲求。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至少，孟子对于欲并没有主张寡以至于无，这是在后来儒者比如周敦颐那里进一步发挥出来的。如何恰当地对人情、人欲做出回应，使人之情进一步落实。结语 克己复礼为仁，不仅可以解释为克己复礼就是为仁，也可解释为克己与复礼分别是为仁的两个方向，后者以荀子最为代表。
荀子还从历史上政治治理的角度给出例证。人能长养恻隐之心，积极发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就是正己。换句话说，儒家复兴的基础实际上还在于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的思想发展。
这种源初的生活空间内化为生命记忆，成为生命中不断重现的空间记忆。我们也的确经常将地球称为人类生活的家园。人之为人，需要不断面对新生事物，不断冒险进入陌生空间，然后把这种陌生空间再度熟悉化。传统上由家而族的强大伸缩性，现时代基本上已经蜕变为小范围原子家庭的社会关系。
迂回地批评西方思想家对家的重视不足之后，他开始强调亲亲之家在中国思想中的根本地位。摘要: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家与家庭关系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思想史骂名。
这种亲切感，其实就是熟悉感的另一种表达。其次，家是一种关系，一种人为的特别社会关系。有男有女，结为夫妇，生儿育女，才成为家。他指出，不能只从特色和具体实践而不从普遍和本体角度来看待家与亲亲的意义世界。
如果结合同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来阅读《乡土中国》，可以比较充分地注意到其讨论家的这三个方面。他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在亲亲为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家庭的、伦理的、国家的、历史的、天下的价值观念。传统政法意义尤其是父权的绝对性，已经从现代之家中基本脱落。通过区分家的本源结构与机制、伦理意义与社会表现，孙向晨可以说是以区分浅层与深层、外表与内里的方式来回应五四以来对家的否定。
库朗热也强调家对于希腊城邦和罗马人民的神圣性，指出古代家庭是一种宗教团体，是宗教的力量而不是其他力量将夫妇结为一体。他强调，亲亲是人性中最直接、最自然的爱的情感，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于生存的世代性与连续性的强烈体认。
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事实情况，确如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1919）中所说，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性的关系先于文化，是一种原始关系。
生育制度则是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从张祥龙到孙向晨的论述可以看出，家意识与亲亲思想在当代中国已呈复兴之势，尤其明显的是其儒家面向。在这一点上，杨联陞也曾强调，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家庭为基础，家族系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从传统制度与观念来看，生育子女尤其生子是男女结为夫妇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儒家的这种弱点又恰恰是其优点，因为亲子之爱是柔化和非功利化人类生活的源头，是世界上最柔的。与黑格尔从爱的角度解释家之伦理意义的方式截然相反，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将爱与家对立起来，将亲看作对爱的压抑，将家看作对情的毁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康有为复兴儒家的当代道路显得十分可疑，因为康有为大同思路最为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其毁灭家族。因此，家代表了一种过去的象征。
孙向晨的生生基本上停留在伦理学本体意义，并未触及制度层面。不过，在结合现代个体与传统亲亲概念方面，孙向晨的态度要更为主动与积极。
可见，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家都具有宗教意义。从家内来说，每一个家，无论大小，都有一位也仅有一位家长作为统治全家的首脑。
家——即便最初只是指大夫之家——在一开始就是构成西周政治文化的基本政治——社会单位可见，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家都具有宗教意义。在两者相互对照、相互参与方面，他则认为，个体自由有助于亲亲为大在现代社会焕发富有生命力的意义，同时反过来亲亲也有助于个体的绵延与世代连接。现代社会中男女离婚，主要纷争点也在财产。
独身或者无嗣因此被看作一种愧对祖先的不孝行为。从思想理论上看，强调亲子之爱作为儒家思想的根本，最能体现其阐释和复兴儒家的个人特色。
相较而言，在看待亲亲与个体的关系方面，张祥龙的立场要更为坚决，论述也更为清晰。他据此认为，康有为实际上是现代墨家传人，而绝非儒家传人，其思路实际上是反儒家。
有男有女，结为夫妇，生儿育女，才成为家。一是区分性爱与种族绵续之别，二是阐述夫妇与亲子关系之分。
家首先是一处熟悉的居所，一个熟悉的地方。关于家的思想论述，两者既有所承续又各自不同。家的传统宗教和神圣意义，也已经彻底从现代之家中消逝。在《生育制度》的结尾部分，他简要强调了家庭的双系抚育功能和氏族的单系事务组织角色。
家是这个熟悉化过程的原点和源头。在阐述其双重本体论之后，孙向晨指出，家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处于受忽略的弱势地位。
总而言之，就其作为居所而言，家是一个集地理、情感与宗教意义于一身的特别生命空间。他关于家的讨论，也可以概括为三点：伸缩性、制度性、绵延性。
家不仅是经济单位，也是政治法律单位。段义孚指出，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故乡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认为这个中心位置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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